【人物】大师斯金纳：与上帝的抗争
在我个人的职业发展生涯中，B.F.斯金纳为我的信仰带来了最大最主要的挑战。我们的第一场讨论，它开始于70年代初期，反映了我们差异迥然的历史以及对人类本质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心理学上和精神上。作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和新行为主义之父，斯金纳认为人最基本的属性是社会的；而作为一个神学与心理学的学生，我则看到了上帝在人的生命旅途中所扮演的重重要角色。斯金纳对宗教不抱有任何期望；而我则对它有很高的期望。斯金纳发现通过信仰上帝并没有获得寄托；我发现信仰上帝为我提供了力量和方向。
斯金纳以决定论作为行为主义科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类是被安排好的，预先确定好的，并且没有自由意志。作为一个大二学生，我认为他的观点否认了宗教和上帝的角色。然而我对由他提出的行为方法创造了与自闭症儿童的联系并且促进了那些被视为“遥不可及”的人群发生变化而感到惊讶。在科学的真理和信仰的真理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些认识论是否真的是相互排斥的？
与斯金纳博士的第一次交流
在写了《超越自由与尊严》不久之后，我获悉斯金纳博士将要在波士顿大学的莫尔斯礼堂开设讲座。前来听讲的人超过700个，早已超出了礼堂的承载能力。当他走近讲台，宗教抗议者们焦急地聚集在讲台的一端，而斯金纳的追随者们则在另一端热烈地鼓掌。斯金纳的演讲强调了心理学必须摒弃内心生活的概念，包括灵魂，以及类似的，来为了接受心理学的科学进步。他评价宗教、哲学、教育和政治的方法都是徒劳的，并且那些准则在他看来都是“前科学的”。
在演讲之后，我写给他一个纸条，感激他为提高对人类行为的重要见解而付出的努力，然而感觉他在一个广袤的范围里，不公平地否认了宗教和信仰，因为他没有充分顾及到人类行为中与灵性相关的内在品质。我邀请他的回答，然后他送回了一张便条建议我们见个面。
在那次见面，我们之间一直相互交流，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斯金纳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对他进行了数百次的访问。在我们最初的讨论结束，以及我的博士后工作之后，斯金纳邀请我定期和他见面，因为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道德和思想的书而我们的谈话将帮助他充实他的想法。我感受到的斯金纳是一个开放的真理探索者，植根于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客观和反思，表现出了一种关爱他人的深厚能力。他的日常生活是严格控制的，并且经常克制情绪，他总是诚实地去描绘他自己和他的工作。比如，不选择去编辑我们录下的谈话中对敏感的个人问题的个人意见，尽管那是意外地加进谈话的，他这么解释，“我也许不该说那些，但那些评论的确已经说了并且必须作为记录的一部分保留。”
关于宗教，信仰，神灵以及灵性
尽管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存在着真正的摩擦，但我也看到了深刻的调和。在某个时刻，我告诉斯金纳博士他的做法是有灵性的，因为他是真实的，求实的和诚实的。然后在那次我们开始常规的交谈之前，他定义了神灵就像是一种解释性的小说，并且是不合理的，而稍后他描述“灵性”则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一种“积极的感觉状态”（尽管他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一种他评价为十分美好的并且试图为此而生活的状态。此前“神灵”这个词语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愚蠢的圆环”，因为这个术语和他早年痛苦的宗教经历大有关系。我们的这次讨论促使他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宗教的文章，并且在一次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中引用了我们关于灵性的谈话。
毫无疑问，斯金纳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童年的宗教“学习”的影响。他对于他在宗教获得的恐惧感到十分害怕：“祖母的地狱火的威胁指向了许多地方，”他说。包括诱惑和罪恶，画出了一幅消极的，惩罚性的图像。斯金纳在他的自传《Particulars of My Life》中详述一个男人与上帝的关系：
“我记得的第一堂宗教课是来自于我的祖母斯金纳。正是她要求我不能说谎，并且她试图让我巩固这个想法通过生动地描述关于欺骗的惩罚。我还记得她向我展示了暖炉中煤炭的火焰以及告诉我一个小孩如果撒了谎，那么在他们死后将要被扔进一个像那样的地方。一段时间之后我去看一场魔术表演，最后一个场景涉及了一个魔鬼的样子。我很害怕，我问父亲关于是不是那样一个魔鬼会把小男孩扔进地狱，然后他向我保证就是那样的。我想我从来没有从那样的精神折磨中恢复过来。我记得在晚上辗转难眠，不断抽泣，拒绝告诉我的母亲这个麻烦，拒绝向她晚安。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我幼小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悔恨、恐惧和绝望。”
（原文来源于网络，编辑：1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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